美国《国家利益》双月刊网站7月3日发表题为《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大国竞争的局限性》的文章，作者是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、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·奈。文章指出，一个好的战略应该是让美国与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，既相互合作，又展开竞争。全文摘编如下：
乌克兰战争结束后，我们将面临怎样的战略选择取决于战争何时结束、以何种方式结束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预估一下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可能面临的重大挑战，以及这些利益和价值观如何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。我们至少需要考虑三个至关重要的利益：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关系，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威胁，以及如何维护有利于我们价值观的有规可依的国际秩序。对未来的评估往往受到不可预测事件的影响，尽管如此，有总的方向感会有助于决策者把握未知的未来。
自2017年以来，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一直聚焦于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。普京的入侵行动重振了西方的士气，北约不再像是“脑死亡”（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前的说法）。思考如何让俄罗斯重新融入国际体系，对外交政策来说将是一个重要挑战。即使在战前，我们的大国竞争战略就面临两个问题。首先，它把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国家归为一类——衰落中的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。正如世界在1914年和今年发现的那样，一个衰落的大国往往更不怕承担风险。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都在衰退，但仍然拥有大量资源，可以搅乱很多事情——从核武器和网络武器领域到中东局势和威胁邻国。美国需要制订一个战略，不让俄罗斯永远投入中国怀抱。
只聚焦大国对抗的战略可能产生第二个问题，即不够关注生态全球化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的新型威胁。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损失，并可能引发与战争规模相当的破坏。新冠疫情已导致100万美国人丧生——超过美国内战以来历次战争死亡人数总和。一些政客将当前局势称为“新冷战”，并敦促采取孤立和遏制政策。但这种历史比拟错误地描述了我们面临的战略挑战。在真正的冷战中，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双边商业或社会接触，遏制是有意义的。然而如今，中国是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，数量比美国的还多。
此外，即便打破经济全球化是可行的或是人心所向，我们也无法使生态上的相互依存“脱钩”，因为它遵循的是生物学和物理学定律，而不是政治。这些事实并没有因为乌克兰战争而改变。一个好的战略应该是让美国与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，既相互合作，又展开竞争。
